內地居民收入增速連續兩年“跑贏”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體現分配制度逐步調整結果；決策者越來越強調民生，讓民眾可分享更多經濟增長的好處。對比澳門，過往十多年來經濟高速增長，居民收入亦有追不上經濟增長步伐之憾。政府借助強化福利加大再次分配效益，彌補了一部分落差，堅尼系數因而亦有所改善。隨着本地經濟進入深度調整，經濟增速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是拉近與居民收入的落差還是同步惡化仍有待觀察。故面對勞動階層提出進一步保障權益的制度設計時，有必要理清當前形勢和固有經濟結構。
內地分配制度改善，與近年來官方出台完善一系列保障性制度有關，包括社保、醫保、養老保險等，並提供各種補貼，這些都給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一個底線保障，不至於嚴重的兩極分化，堅尼系數亦連續七年改善。以上屬於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針對一次分配：勞動者收入的保障，內地出台更加細緻的法律規定。其中最能引起各方關注的是最低工資的全面快速推行，以及《工會法》的實施和推進，兩者作用於內地大量的勞動密集和規模龐大的內外資企業效益尤其明顯。但與此同時，中小型企業陷入勞資糾紛而經營管理困難同步上升。一些新建企業、非公有制企業、尤其是中小企的工會組建工作困難較大，工會組建率和職工入會率明顯偏低。
回到澳門的現實，最低工資終於局部實施，卻因行業的不規範經營而成為引爆矛盾的導火線，如何善後仍在磨合，故勞工階層重提《工會法》會不會也引發一些結構性矛盾頗值得關注。對照內地的實施經驗，本地最顯而易見的結構性問題便是產業和企業盈利能力和經營規模懸殊，聘員數萬的龍頭產業工資遠遠拋離市場，加上人力資源短缺，過去十年中小企即使努力追趕大企業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但還是無法與大企業看齊。倘若最低工資全面推進或《工會法》落實，會否出現“劍指大企卻誤傷中小企”的局面，社會各方必須小心論證、謹慎推進。
考慮澳門的現實，在走向最低工資和《工會法》等針對一次分配的制度建設前，二次分配還有沒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比如社保、醫保、養老保險、住房、教育等種種直接惠及居民生活質素和財富積累的福利保障。在優化大企業的薪酬和工作待遇上，政府的行政舉措是不是還有運作的空間？至於中小企，靠行政力量減輕經營壓力以推動轉型和發展仍然是當前要務。